吴为通过读经典,思路渐渐清晰了,自己的为也是一种争,是自然之争,却不是为争而为,反而收到不争而得的效果。为与争,有很多种组合。不为不争;低作为少作为也要争;不作为负作为更要争;为而又争;又为又争;为而不争。有人说,如果争了得到了十,也就是得到了自己想得到的,人际关系却绷得很紧,伤了一些人,自己并不会有心满意足感觉,如果保持现在十之**的状态,自己会觉得很愉快幸福,追求那个十全十美反而会适得其反。这样的权衡就是乐商的典型表现。
吴为读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写的长篇小说《罪与罚》和《卡拉马佐夫兄弟》,特别注意领会小说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再结合以前读过的外国名著,《复活》、《茶花女》、《羊脂球》、《项链》等。感觉到那些作品里面,在暴露揭露丑恶阴暗罪恶的东西同时,更有人性人味人情人理的深度挖掘闪现的一面,我们的作品就比较缺少这样的味道,丑陋的东西暴露得很充分,可罪恶的让人看了没有罪恶感,更少见人性的伟大张扬,甚至有些经典里面也很少有人性的东西在里面闪光,在这样的思想文化熏陶下,可以想象人会是什么样子,再经过市场经济金钱的冲刷洗礼,有些人就更不像人样了。
一天,吴为翻阅散文鉴赏文库,读到鲁迅那篇国人极熟悉的文章
所描述的场面,一群人在看日本人杀人,被杀的是中国人,看杀人的许多人也是中国人。鲁迅看到的这个场面,促使他弃医从文,认为愚弱麻木的国民,无论体格如何健壮,也只能成为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不必以为不幸,救精神才是救国救民的第一要务,而文艺最能有效改变人的精神。
吴为想,崇信宗教的人,遇到精神困境总是要到教义中去寻求出路和归宿,宗教能够拯救人的精神。他心里产生疑问,文艺,能象宗教那样有效改变人的精神吗?鲁迅的观念可靠吗?蔡元培也曾经提出过以美育代替宗教的主张。现在中国人经济富裕了可是精神上感受到的苦难却比过去深重多了,经济上的富裕并不能自然而然解决精神上的出路和归宿问题,文艺固然能够陶冶情操净化人的心灵,但是对人的精神很难起到类似于宗教的那种作用。
吴为正在思考这些问题时,接到薛仁打来的电话。
薛仁,金融行业观察杂志主编,在一次研讨会上吴为的发言引起了他的注意,他便经常向吴为约稿,一来二去两个人熟悉起来,他还特意把吴为研究的乐业成果在他主编的刊物上开辟了职场导航专栏进行连载。薛仁打电话告诉吴为,他已经调到r大去讲哲学,问他是否有时间唠唠,说很长时间两个人没在一起谈谈了。吴为一听,非常高兴地说,正好有问题需要议论议论。
薛仁很关切地问吴为,这些日子又在研究什么问题。吴为便把思考的感到疑惑的问题简要向对方谈了。
薛仁听了道,从我国的国学思想精髓看,确实缺少象西方那样的人文精神,突出的是有关道的思考,道这个问题理解起来难度太大,有些玄学的味道,有些古人琢磨道的问题达到了痴迷的程度,王阳明是怎么格物致知?盯着竹子几天几夜琢磨竹子里面的知,也就是道。老子讲的那个道是很费解的。道和人是什么关系?看不到很清楚的描述。有人在讲座中,针对有关人与道之间关系的发问,回答是道不远人而是近人,这样的理解并不到位。在那些国学经典中很少能看到有关人的理解。当然,这是我的理解,我的理解不一定准确。
吴为笑道,我有一段时间非常推崇阿q精神,可现在感到阿q精神还是有局限性,阿q靠精神胜利法,是摆脱了自己的精神困境,可他那种摆脱,算是一种什么状态?他没有父母也没有妻子儿女,甚至连兄弟姐妹朋友也没有,又没有到教堂寺院去寻求出路,还避免了自杀的结果,平时靠精神胜利法,最后面对杀头又依靠朦朦胧胧的来世安慰自己。现在给我的感觉,阿q不透彻。我甚至想到过,阿q靠精神胜利法,是一种心智能力,或者就是一种智慧,我称作乐商,达到了西方人需要借助于宗教才能达到的高度。也有点代替宗教的意思。平时百姓遇到不顺心的事情,互相劝解时也常说象阿q那样想得开些,把他当做想得开的榜样。但我们能说阿q就是我们的精神领袖、精神上的导师么?
薛仁笑了,你提的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感觉提的也很深刻,但从哲学上讲,这是一个真命题还是一个伪命题,我一时还看不清楚。
吴为道,好吧,这类问题我们慢慢捉摸,我们以后有机会坐到一起详谈。然后吴为与薛仁约定过一段时间专门向他求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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